沈建光：从大数据看一线城市都市圈结构特征

基于大数据分析发现，北京对于全国辐射能力最强，上海对高学历和高净值人群的吸引力相对较强，深圳对人才的吸附能力较强。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人口迁移分析可以为观察中国城镇化路径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在上篇文章《大数据看中国都市圈人口迁移》中，我们提到，尽管基于京东大数据观察，当前一线城市已经出现了人口流出的现象，但这并不值得过于担忧，并非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在观察到一线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悄然形成，特别体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承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本篇人口迁移报告，我们致力于观察一线城市都市圈的结构特征，通过比较发现，虽然京津冀的城市集群效应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但北京的人才迁出地并不仅集中在北京周围，而是对全国具有辐射效应。除此以外，本文还呈现出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都市圈人口流动的其他结构性特征，值得讨论。

一线城市中，北京对全国的辐射能力最强

上海、广州、深圳迁入来源最多的城市是北京。根据京东大数据不难发现，一线城市中，北京吸引的迁入人口主要来自一线城市，即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位列北京迁入人口的前三位，而结合我们在文章《大数据看中国都市圈人口迁移》报告中提到的，从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人口迁移情况来看，这三大一线城市的迁入人口最多的来源地均为北京，说明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对全国的辐射能力最强。

北京城市集群效应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相对于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城市集群效应，北京的人才迁出地并不集中在北京周围，而是辐射全国。具体体现在，流向北京的人口的主要迁出城市前十名中，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武汉、西安、重庆都位列其中，占据七席，唯有廊坊、天津、保定属于京津冀城市圈。

北京之所以对其他城市形成明显的辐射，或与北京重点大学云集，高端人才数量和研究生的毕业生数量，均远超其他三大城市有关，即大量的优秀高学历毕业生毕业后会在诸多一线城市就业，形成北京对全国人才输送的独特现象。当然，由于京东客户的客单价显著高于其他网络电商平台，高端人口流动情况也相应更容易被京东大数据变化捕捉到。

上海对高学历和高净值人群的吸引力较强

基于京东大数据，我们发现,在一线城市的迁入人口中，上海高学历人口的比例最高，硕士占比为13%，本科占比58%，分别高于一线城市中北京、广州、深圳的水平，说明一线城市中，上海对高学历人口最具有新引力。与此同时，从购买力维度来看，亦能发现，迁入上海的人群中，高购买力人群与中高购买力人群同样是一线城市中占比最高的。

上海对高净值人群的吸引力在一线城市中较强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以相互佐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线城市中，上海的消费市场规模最大，2018年上海社会零售总额为1.27万亿元，超过北京和广州的1.17万亿元和0.926万亿元，是深圳市场零售市场规模的2倍有余。同时，从4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来看，2018年上海也以6.4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北京、广州以及深圳的水平。

上海对高净值和高学历人员吸引力较强，或与上海国际化程度较高、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高端化等因素有关。根据《2017年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结合国际人才规模、结构、创新、政策、发展和生活六方面的评估，上海在中国大陆区域内排名第一，是对国际人才竞争力最强的区域。

深圳对人才的吸附能力较强

从迁出人口的学历维度来看，深圳是一线城市中，本科以上学历迁出人口最少的城市，体现了较好的人才黏性。我们认为，这或与近年来深圳发展迅速，科技产业对人才吸附力强，且从人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对外来人口友好有关。

深圳过去20年里已逐步成为中国主要的高科技产业基地和科技创新中心。华为、腾讯、中兴等IT类标杆企业扎根深圳形成了巨大的人才吸附力。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独角兽白皮书（2018）》，目前粤港澳地区35家独角兽企业（包括超级独角兽和独角兽）估值总和为1063亿美元。而从区域分布来看，粤港澳地区独角兽企业中有22家聚焦在深圳，占粤港澳大湾区独角兽企业总数量的62.9%，深圳独角兽企业总估值占湾区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的83.3%，在高附加值产业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从向深圳迁出的城市来看，人口流出最多的区域是东莞，结合流出人口的职业结构来看，相比于其他一线城市，IT行业和制造业是迁入深圳最多的两个行业。一方面，2018年IT行业人才外流或与同期深圳华为研发等部门从深圳到东莞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一直以来，东莞借助毗邻港澳和侨乡的优势，大力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集群，而近年来东莞又大量承接了深圳外溢的制造业。

广州、深圳资源优势互补，人才差异化发展

根据京东大数据分析，在26~35岁和36~45这两个年龄段，即劳动人口中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中坚力量”，我们发现向深圳迁入的人口中，来自广州的“中坚力量”人口最少。而且，在学历方面，高学历（硕士以上）人口来自广州的也最少，说明广州、深圳之间人才黏性较高的特点。

虽然广州和深圳同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枢纽城市，但从人口联系强度来看，广州、深圳人口强度最高，就业吸附力较强，吸引的“中坚力量”更多的是来自其他城市的劳动力，而非两个城市之间的互动。即广州的“中坚力量”劳动力净输入主要来自佛山，而深圳主要来自惠州和东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与两个城市的功能定位有所差异，优势互补相关。

在深圳，IT、金融、科技企业不胜枚举，且具备很强的薪酬竞争力。深圳虽然是创业者与冒险家的乐园，但高房价使得一般收入群体难以承受，而广州的房价在一线城市中最低，外来人口进入的门槛较低，对大型制造业企业来说，生产和生存的成本比较低，这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进入。

综上，基于大数据对一线城市都市圈的结构性特征进行分析有不少有意思的发现。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仅发现北京对于全国辐射能力最强的事实，也发现上海对高学历和高净值人群的吸引力相对较强，深圳对人才的吸附能力较强，而广州、深圳资源优势互补，人才发展差异化明显等结构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