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挑战：稳就业，稳中小企业，还是稳生计？

随着境内新冠肺炎确诊曲线控制在低位，中国已进入疫情社会的新阶段。疫情虽有隐忧，但如何重启遭受重挫的社会经济生活，成为最为紧迫、也极具挑战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国内GDP增长为-6.8%，这是近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负增长。当然，在全球疫情整体态势严峻的背景下，这样的经济增长并非孤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由此产生的“稳增长还是稳就业”的讨论中，稳就业被置于首要地位。稳就业，特别是通过扶持、稳定中小企业来维持就业，几成共识。稳就业为何重要？如果仅仅依赖扶持中小企业、稳就业又有何局限？本文从就业的视角展开分析，其中失业率、就业人口数据等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农民工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失业率的疏漏

2020年2、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6.2%、5.9%，这成为“全面强化稳就业”的直接背景。近20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均在4%左右，2018、2019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4.9%、5.2%。纵向对比下，近期城镇失业率较去年约增加五分之一，失业压力增大。但如果横向对比国外疫情期间动辄10%、20%的失业率，国内这个失业率似乎并不算高。

但此失业率统计低估了现实存在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第一，此失业率为城镇调查失业率，对象为调查时间内常住城镇劳动者，而2-3月正值春节返乡流动后的疫情期间，因此调查遗漏了那些春节返还老家农村后尚不能、不敢返城工作的“滞留农民工”。按近年数据，外出进城农民工约占城镇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2018年为13506万），其中大部分很可能滞留农村，未被最近的失业调查所覆盖。这是与往年在常住人口结构比较正常的年末进行失业调查的不同之处。

其二，既有的调查采用较宽松的就业定义和统计口径，很可能将相当数量的就业不足、脆弱、不稳定的“准失业人群”划入了就业人口而非失业人口的范畴。中国失业率调查将就业人口定义为“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了至少1小时的人，包括休假、临时停工等在职但未工作的人口”。这一标准遵循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建议。但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这些人是被视为就业者还是被视为失业者，要根据他们是否“有明确的被召回日期”和是否“找工作”而定。在疫情经济复苏缓慢、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这使得中国既存的大量处于非正规就业、非标准就业状态、面临着很大失业风险的所谓“灵活就业”群体被完全当作就业者，排除在失业统计范畴之外。

2020年4月3日，安徽阜南40岁女骑手在送单途中。 IC photo 图

当前，上述两点中的乡城移民群体（即“农民工”）和灵活就业者具有高度重合性，不稳定工作的农民工构成了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其主要就业风险在于工作无法提供个人以法律或社会保护。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灵活就业”群体扩大迅速。90年代末至2000年代早期，非正规就业被政府正式倡导，作为战略安排用以解决国企改制后的工人下岗问题。而今该“灵活就业”的主体为乡城移民群体。2007年高保护标准的《劳动合同法》颁布，其未预期后果之一，则是将此前许多标准雇佣关系的劳动者推向了非标准雇佣，包括引起巨大争议的劳务派遣及许多未被重视的实习工、兼职用工、隐蔽雇佣等。

“灵活就业农民工”规模可以参考两组数据。一是相近概念“非正规就业”的统计，1978年全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比重仅占0.17%，2012年增为60%，远超正规就业人数。二是以劳动合同签订（确立标准雇佣关系的正式凭据）为例，“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2010年达到97.5％，而“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仅40%左右。在全国企业的总体数据在高位缓慢上升（85-90%）同时，“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比重逐年下降，2012-2016年分别为43.9%、41.3%、38%、36.2%、35.1%（近年数据无）。

事实上，要完全准确地统计失业率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件困难的事，包括国际劳工组织自身的标准也未必能做到。关键在于我们在此紧急关头使用该数据时，能实事求是地判断失业率未能涉及的问题、可能的灰色地带及其风险有哪些，并能主动考虑。

稳中小企业的理所当然与力所不逮

“灵活就业农民工”群体大致对应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这次受疫情冲击最明显的服务行业的主力。稳就业、稳中小企业，不仅是因为他们贡献了全部企业就业岗位的多数，也不仅由于他们抵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且大多数遭受了疫情经济的打击，还在于对于其大部分劳动者——“灵活就业农民工”来说，就业是其生计的唯一出路。

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失业金制度，以供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维持生活。但中国的失业金制度难以涉及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就业农民工”。如失业金的申领仅限于本地户籍，且不仅要求此前存有标准劳动关系，还需要是被动辞退（终止/接触劳动关系的书面证明），且在一定期限内缴纳失业保险。

中国既有的失业保险及其他社会保障体系具有与标准雇佣关系强绑定的特点，这有其逻辑性，但也存在着改善的空间。例如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一个有包容性的、存在社会保护底线的社会保障制度除了与标准雇佣关系挂钩的社会保障项目，还应包括挂钩于更宽泛的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以及基于居住权的社会保障（例如失业救济），其资金来源也不仅限于定期缴费，还可以是已缴纳的税收（针对底层群体）。

就眼前现实而言，在中国社会保障与正式劳动合同高度绑定的体系下，对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下层的劳动者而言，就业确实是最大的民生和保障。这是稳就业、稳中小企业的合理性所在。在此逻辑下，政府已出台了许多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但稳中小企业是否真的能实现稳住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效果吗？

笔者认为很难。大部分中小企业实际面对疫情长期化、消费依然保守和低迷、经济前景不明朗、国际贸易形势不妙的现实境况，即时和预期均不乐观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保守、风险回避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企业与其非标准、非正式的员工/“商务伙伴”之间的力量并不对等，关系也较模糊、松散。这些灵活劳动者游离于国家有关疫情时期的劳动保护法律之外，基于个人与企业的“协商”过程中往往落于下风。

本质上，灵活的不稳定就业本身就意味着风险由资方和国家向劳动方的转移，这也是“风险社会”的表征之一。市场环境较好时，这一点并不凸显——反而似乎带来更多“自由”，一旦市场环境恶化，风险将向弱势方加倍堆积。大部分所谓灵活就业者与企业并无固定劳动关系，“岗位”可有可无，收入仅与实际业绩挂钩；或一些有固定工资者，浮动薪资相较固定薪资比例很高，即便保有岗位，收入也很低。如此危机时期企业经营确有困难，然而企业拥有相对较多主动权，劳动者特别是这些非正规、非标准的不稳定劳动者处于被动和风险境地也是事实。

因此，意图经由扶持企业，来稳定就业，并由就业来保障民生的思路并不切实际，成效可能甚微。国家-资方-劳方的涓滴效应，已难解那些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下层民众的生存之渴。我们已看到，支持企业和消费的贷款和宽松货币政策现已成就了房地产的“狂欢”。当然，不可否定，扶持中小企业、稳就业有其自身的意义、缘由和必要性。

2020年3月3日，在江苏泗洪经济开发区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车间，工人在紧张忙碌。IC photo 图

决策中被忽略的“人”：稳生计才是根本

稳就业、提高复工率难以达到预期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因素，即家庭。我们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常常把劳动者视为经济理性驱动的“劳动力”，而忽略其现实中还是一个生活的“人”，人可能有组建和经营家庭，并在工作和家庭中进行平衡的需求；人也会对未知抱有恐惧、焦虑等复杂情绪。

经济学、社会学已将家庭（策略）、情感等作为变量来理解经济选择与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到，学校延迟开学（特别是小学、幼儿园等低年龄段学生）对就业、经济的客观影响，因为现实的经济运行是嵌入社会的。面对家庭-工作的张力和冲突（还包括疫情带来的其他社会紧张），一般人（特别是生活和社会资源原本就匮乏的人）在做出选择和试图兼顾的种种努力的同时，还会产生焦虑、无力等情绪。再加之疫情造成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萎缩，人们纷纷退回家庭私域，复杂、紧张的情绪只能在家庭内部爆发。这段时期发生的一些儿童、家庭悲剧或许跟此背景有关。

危机时代，当前根本和核心应在于稳生计。生计是经济之源，拉动内需、增进消费。生计也是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家庭稳定和个体稳定）的基础，避免社会失范和局部单位崩溃的前提。事实上，生计、人的生活还应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追求。因此，假设稳就业是中国基于现实经济发展模式、就业模式，为在疫情危机时刻维持民众生计，基于以往执政经验和逻辑所做出的判断的话，那么莫不如回到稳生计这个原点，直接面对家庭和个人提供支持。

2020年3月，国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正在研究发行疫情特别国债事宜。据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介绍，中国各地实际发放补贴累计达93亿元，并还将扩大补贴范围。

基于目前有限的信息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稳生计”举措仍主要针对日常意义上的少数脆弱群体，是“兜底思维”。这些群体毫无疑问需要得到保障和救济，但更普遍的、原属于社会中下层、因失业、就业不足、收入大幅减少且同时家庭看护负担上升的民众，事实上陷入了生活压力和风险激增困境，这也是本文论述的“稳生计”关切所在。当前保障救助思维应从“兜底”转为更有魄力和责任的“纾困”，其对象应扩大至社会中下层，并不是普遍扩至所有人群。

此外，当前也存在担心政府给民众的转移支出无法有效转化为消费的疑虑，中国的高储蓄倾向似乎成为转移支出无用论的一个佐证。但细究高储蓄倾向的原因，大都不能否定，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即面对愈加市场化、产业化的房产、教育、养老、医疗方面的不安全感，推高了国人的储蓄率。也就是说，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个人的稳定感——这本应是“社会稳定概念”的其中一个层面。从这点出发，当前的稳生计，正是给予个人的生活稳定性和对未来预期的正向期待，也必将带来消费提振的效果，并进入良性循环。

以上，是为抗疫时期的救急建议。更深层次地，我们或还可以借此进一步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就业模式和发展模式？危机阶段面对个人的底线保障和救济如若实现，是否可以用于改进就业和社会保护体系，以更好地应对风险（而非仅适应增长），特别在这个社会贫富悬殊、就业劳动所得占GDP比例低、劳动力数量和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历史时期？以及，疫情期间足以满足生活需求的“消费冷淡”是否是真正的问题，还是说也可能成为另一种发展模式的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