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中旬，杭州9岁女童章子欣失联案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持续占据首位。父亲常年在外打工，留下她与家中老人朝夕相处。这桩案件,再次撕开了留守儿童的伤痛。留守儿童所引发的各类问题既是家庭问题,也是学校和社会的问题。
2014年全国妇联公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预算，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约6102 万,是农村儿童总数的 37.7%,为全国儿童总数的 21.88%。
当前，大量文献已经在理论和实证上已经证明，学校和家庭是儿童成长的两个主要环境,当这些学习领域重叠时,儿童可以发挥最大能动性。然而,当父母居住地遥远,家庭与学校的关系就会失去活力。
韩国延世大学教育系的助理教授Sung won Kim（下文简称Kim）在2019年第4期英国国际比较教育协会的官方期刊Compa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留守儿童:中国农村教师对家庭与学校关系的认知”（Left-behind children: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family- school relations in rural China）的论文。
在上述论文中，Kim指出，中学教师对家庭-学校关系的负面叙述源于其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就是传统的家庭-学校关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导致。
父母：无法参加的班会
Kim在2015年对42名留守儿童占比较大的中学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这42名教师分别来自江西省的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被当地教育局列为留守儿童人数最多的学校,留守儿童分别约占比45%(A学校)和33%(学校B)。
其中，学校A位于江西省省会南昌市西北部的一个乡镇，这是该地区唯一一所学校。该学校将小学和初中合并,共有696名学生,其中283名是中学生。学校B是一所中学,共有1500名学生,每个年级有7-8个班级，只招收位于贫困县镇的中学生。在被问及当下最大挑战时,接受Kim访谈的 42名教师中有40位认为, 父母的参与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教育支柱中最重要的一环。留守儿童的教育应该是“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合作”，但当前家长缺席了诸多环节。?
在访谈中，两校教师都积极推行各种策略，加强家庭与学校的沟通。通常，监护人与教师的互动大多由教师发起。
为了与留守儿童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加强沟通，最常见的形式就是电话联系。其中一位受访教师说，他们甚至每月自掏腰包几百元给留守儿童的父母打电话，报告孩子的学习进度和考试情况。学校B甚至要求教师发送大量短信给所有家长，内容包括学生成绩、假期时间以及孩子的课程表等等。
此外，每年两到三次的班会强制要求家长到场。A学校的参加率非常低，有几位教师表示，在40-50名监护人中，只有12位监护人参加班会，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祖父母，有时，孩子的远房亲戚或者邻居也会来参加班会。为了能够与家长当面互动，学校甚至专门选择春节期间，父母都在家时组织班会。一位受访者表示，即使告知监护人家长会的重要性，依旧很多人缺席。
教师：无声的偏见
Kim发现，在接受调查的人中，多数教师虽然是当地人,但受过大学教育占半数以上（A和B学校的教育水平分别为77.8%和63.6%）,这直接导致教师所持有的价值观和规范与家长之间产生交流的鸿沟。在他们的经验里，有些孩子即便参与了课堂活动，但仍然因为缺乏监管而无法按时完成课后作业，这让他们的工作难上加难，父母的缺席被他们解释为忽视“父母”角色。
不断有受访者提供那些父母外出打工，孩子学业荒废的案例，而父母辞掉城市工作回乡伴读，孩子多数取得了成功。
例如，一位受访教师在访谈中提到， “当孩子在八年级期末（注释：初二）时，我建议其父母回来，孩子的母亲回来以后，孩子就变乖了，不再逃课，成绩也逐渐好转。但是两三个月后他的母亲回到城市打工，这个孩子开始去网吧、抽烟和翘课，甚至不能继续学习九年级的课程。”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Kim发现许多教师在描述时将“我们-教师”与“他们-父母”二元对立，而不是一种伙伴合作关系。
一位受访者认为，留守儿童的父母对教育并没有充分重视。普遍被提及的一个词就是“观念”：“他们（父母）的观念只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养活自己’稀里糊涂读到中学就够了”。甚至有教师说，父母们的不配合是学校实现教学目标的障碍。“这些父母根本没有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他们总是太忙了。” 于是，家长来学校参加班会，被描述为一场持续的权力斗争。
还有受访者表示，农村与城市最大的教育差异在于环境。城市更看重教育，他们很忙但还是会挤出时间照顾孩子；在农村，父母觉得自己太忙了。这种对农村父母未能与教师所想象中的城市教育标准接轨的解释，回避了中国城乡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将责任全部推到农村父母身上。
不难看出，教师对家长高参与度的期待，与城市中产阶级的规范非常一致。
挫折感：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
Kim在访谈中发现，乡村教师皆有一些消极情绪,包括恐惧、内疚、责备、压力和愤怒。因为要填补父母缺席的空白，在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中，教师们扮演着“关怀角色”和“教学角色”，而他们的挫折感就源于在两个角色中不断切换以致时间与精力不足。一位受访教师说，“我们自己也有家庭和小孩要照顾，这绝不是长久之计”。
消极情绪在班主任身上体现更加明显。他们负责班上的每个学生,关心学校招生，管理不听课的学生,在教室里保持卫生，并在黑板上发布每日公告。受访的学校B总共1500名学生，其中有800多名在学校寄宿。班主任每周至少有2-3天寄宿在宿舍，监督早上6:30的自习时间和晚上8点的自习时间。
如何走出困境
当前，以城市父母为教育基础的参照框架并不适合农民工家庭。
Kim指出，需要重新审视家庭与学校关系模式。一方面，由于父母的缺席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家庭－学校关系的模式，新模式不能过度依赖父母的参与，例如训练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鉴于祖父母隔代照顾的普遍存在，将祖父母纳入新模式也是选择之一。
此外，Kim建议，减轻教师的课外负担，为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积极沟通提供更好的途径 ；为教师们提供更好的入职培训和在职方案，使教师能够更好地了解与处理诸如农民工家庭等具有挑战性的情况。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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